有些不讓你知道的事情想你知道【二】 關於電影

我也不知道因為納悶所以才愛看電影,抑或是愛看電影讓人變得納悶吧,我總喜愛一個人去看電影。可是因為工作時間的關係,我常錯失電影在戲院上畫的檔期。我想我已經快要忘掉戲院裡那種黑壓壓的感覺了吧。可是說起來,現在也愈來愈少電影能夠吸引人們到戲院了。記憶中,上一次滿懷著興高采烈的心情地去看的電影,也許經已是年初在灣仔影藝戲院重播阿倫狄龍的《獨行殺手》。我大概這輩子都不會忘記電影裡那台只屬於六十年代、跟《聖經》一樣厚的偷聽器。

在電影裡,導演賦予每一齣電影一個一百二十分鐘的世界、創造出幾段一百二十分鐘的生命、訴說著一百二十分鐘的故事。那是一種跟詩詞、小說、管弦樂、歌舞劇、油畫等藝術並不一樣的感染力。它是唯一一項孕育於二十世紀的視聽藝術,但卻比其他較早出現的藝術更能立體地表現出在其背後的策劃者的創作力。我可不是在貶低其他的藝術,可是我又想不到更好的方法去形容電影的獨特性。如果你曾經遇到過如此有口難言的情況而明白到我的心情的話,大概你也會明白到電影的獨特性吧。

可是當個別電影分開來衡量的時候, 欣賞電影便存在著跟欣賞其他藝術所遇到的同樣困難,就是如何去界定它們的好與壞。就像我有權利去喜歡馬格利特的畫作而不喜歡馬蒂斯的畫作,別人也有權利去擁戴安東尼奧尼的電影而討厭王家衛的電影一樣。可幸的是,跟投票選出總統或者是決定是否贊成安樂死合法化不同,各人鑑賞藝術的品味不同並不需要互相對立,亦不會因有不同意見而對各自的生活有甚麼實質的影響。所以我記下這幾齣我近來喜歡的電影時,我清楚知道我並不是為了說服或者討好某個可能會看到這段文字的人而記寫下來。

那是一九八九年羅賓威廉斯叫人「抓緊今天」的那套勵志電影《暴雨驕陽》。還記得那時候把錄影帶租回來,徹夜不眠地看了兩遍。然後隔天早上又到公共圖書館,把電影的改編小說借來又看上數遍。也許每個人生命裡都總會遇到一、兩個像基廷般不一樣的教師,他們不把道理講給你聽,而是把道路展現在你的面前讓你闖蕩。也許他們教學的手法各有不同,但你大概會發現你的眼光在他的課堂之後就不再跟從前一樣。《暴雨驕陽》大概就是拍製給還抱著這種信念的人們看的電影。

然後近期一點,有真人真事改編的《劫後餘生》。

電影記述於一九七二年,一架載著烏拉圭橄欖球隊隊員跟親友的小型飛機失事,生還者在安地斯山脈上掙扎求存,直至事發七十二日後才奇蹟獲救的故事。四十名乘客跟五位機組人員,到最後竟然有十六人熬過了飢餓、寒風、雪崩,甚至信仰危機或者作為人類最基本的認知的迷失,能夠重投文明社會的懷裡。

正因為電影橋段背靠著真實故事,故此當《沉默的羔羊》還是拐彎抹角地去讓觀眾知道漢尼拔尼克特是個食人肉的厲害人物時,《劫後餘生》卻在羅馬教廷臉上狠狠

摑了一巴掌──當上帝把你遺棄在雪山上時,連最虔誠的天主徒都要屈服於最基本的溫飽需求,把同類甚至是親人的肉吃掉。更不消說那場雪崩,是如何不理眾人身世好壞地一概掩蓋過。就只差兩分鐘,你可能吸進此生最感慶幸的一口新鮮空氣,也可能呼出生命裡慨嘆生死無常的最後一口氣。

我想能令我難忘的電影,或多或少都有點哲學上的啟發。

而我昨晚看的,是一個讓我想起《暴雨驕陽》和《劫後餘生》的男演員所主演的戲。還記得基廷班上最不擅辭令、全片大概只有不夠八十句對白的那個小男生嗎?當時演那個小男生的伊森霍克就只有十九歲。然後在《劫後餘生》裡的飛機殘骸內昏迷了近一小時的菲林拷片,到最後昏醒過來、憑著一股勁兒跨過山峰,讓眾人最後脫險的伊森霍克,也還未洗去臉上的稚氣。

伊森霍克大概只是屬於荷里活二線明星裡名氣最響的那一夥人吧。要把他排在像畢彼特或者奇洛李維斯等一線明星的身邊,大概我好些朋友都不能把他認出。可是他總是找到好的電影來演出,那是作為一個演員的機遇吧。

我想說的是《情留半天》。

可是我認為《情留半天》本身卻不是甚麼有足夠條件去成功的電影,而是伊森霍克跟茱莉蝶兒把整齣戲演活成經典吧。那是運用二線電影的製作成本,再加上男女主角一段段在維也納偶遇、在河邊踱步、在街角調情的對白,去拼湊成只有一個晚上為時限的愛情故事。伊森霍克也再不是演著沉默寡言的書獃子或者受傷昏迷的橄欖球隊隊員,而是一個多愁善感卻滔滔不絕的現實主義者。

直到電影結束的時候, 我一直都有一種久久不能釋懷的感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這一齣電影,但至少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被感動的人。黃耀明的那首歌《春光乍洩》,跟一九六六年安東尼奧尼導演那一套法國新浪潮電影《春光乍洩》沒有關係,卻是因為他跟林夕去了看《情留半天》後,才寫成了這一首歌。

王家衛也有一套叫做《春光乍洩》的電影在去年上畫(而事有湊巧地,英文片名”Happy Together”則跟 The Turtles 於六十年代的單曲榜冠軍歌”Happy Together”同名 )。可是那跟伊森霍克或者黃耀明或者安東尼奧尼之間的關係,則不得而知了。

想得太遠了。